众所周知，大宗商品事关国计民生，居民生活、产业发展、国家建设、社会稳定，都离不开大宗商品的供应与保障。过去三十年，生活消费品完成了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改造，而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崛起，也在驱动着大宗商品行业的数字化发展。大宗商品产业上接各类大型央企，下连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现如今正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紧迫需求。身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跨的桥头堡，下一个三十年，大宗商品有望成为下一个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蓝海。“如何利用数字化解决产业痛点”已经成为很多大宗商品企业重点关注的问题。但是，大宗商品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解决产业痛点？近些年，中国大宗商品市场发展迅速，相关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大宗商品的产出值大约在10～20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0%。主流大宗商品中，中国基本占据全球大宗消费比例的50%以上。今年1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达152.53点，创下近7年历史新高。供给侧改革以来，企业由产能驱动转化为精细化运营驱动，我国多数大宗商品企业处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转型创新的关键期，正面临内生矛盾与外部挑战两大痛点。
一直以来，行业内许多大宗商品企业遵循传统企业做法偏多，信息数字化程度几乎没有；
实现数字化的企业内部系统存在互不相通，信息来源分散且无暇甄别，造成企业内部管理效率低下。
由于大宗商品行业的特殊，外部价格具有突发性与不可预见性，在面对市场价格发生巨大波动时，行业参与者缺乏整合行业数据的信息渠道来实时掌握行情，从而对业务敞口和衍生品头寸无法进行有效的监控和管理。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很多线下传统行业的节奏，如果没有数字化平台，大宗商品办理入库出库需要线下盖章、现场核验纸质单据，疫情发生后业务办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导致企业间的协同效率非常低。而且，在两者相互叠加的情况下，企业会受制于有限的价格把控能力，造成巨大损失；雪上加霜的是，还会影响企业资信条件，增大企业融资的难度。由于大宗商品自带金融属性的特点，但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频繁，波幅加大。为确保企业稳健发展，不少大宗商品企业使用金融衍生品对冲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基本成为共识。2020年，我国期货市场全年就上市了12个品种，包括4个商品期货品种（低硫燃料油、国际铜期货和铝、锌期权）、8个商品期权产品（短纤期货、菜籽粕、动力煤期权、液化石油气和液化石油气、聚丙烯、聚氯乙烯、线型低密度聚乙烯期权）。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期货与衍生品市场上市产品数量达到90个。此外，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年有近600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了与套期保值相关的公告，但部分企业内部管控数据缺失，风险管理无系统支持等原因导致套衍生品交易实践偏差事件时有发生，给许多大宗商品企业带来致命伤害的教训也在眼前。2005年，中盛粮油忽略期现基差导致期货与现货同时出现巨额亏损；2008年，中信泰富错误使用非套期保值的累积期权工具导致巨亏；2016-2018年，国泰航空燃油对冲方向失误亏损高达241.7亿港元；2018年，百隆东方违背套保方向相反原则，内部风险管控缺失导致企业亏损；近年来，虽然我国国内衍生品市场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期货行业越来越重视产业服务，很多企业在衍生品市场的参与度在显著地增加，对风险管理的认知也在快速提升。但与十多年前相比，除了技术进步和市场日趋壮大之外，对企业的交易模式和风险管理认识和专业知识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使得现在的企业面临的风险愈加复杂多变，如地缘政治危机，监管要求的变化，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和经营模式带来的颠覆性创新、跨界竞争与淘汰，数字化转型等等，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多元化风险。况且风险管理并不仅是防止损失，还包括如何利用机会、挖掘价值、提高收益。如今，大宗商品企业存在着对各类风险管理工具认知低、实践操作缺乏指导的问题。
面向未来，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将更加丰富，带来更多信息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应对越发复杂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很多企业高层管理者持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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